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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在实体经济

2017-06-14 11:09:50   来源:   点击:

  如今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之所以会出现失衡,金融领域的问题固然存在,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实体经济。需求侧的阶段性变革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是实体经济面临困难的根本原因。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当实体经济盈利能力、盈利水平下降,风险不断暴露时,资金、资本脱实向虚不可避免,必然会带来二者的失衡。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的需求与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大体是平衡的,具体表现为需求侧的快速扩张和供给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共同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需求侧快速变化,而供给却难以适应,从而导致如今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
  需求侧变革冲击是实体经济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需求侧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变化主要表现在扩张步伐放缓和内部结构改变。
  先看投资。在投资中占比最高的是制造业投资。自我国加入WTO后的十年,即2002年至2011年的十年间,制造业投资年平均增长30%。2012年后,制造业投资增长快速下降。2015年增幅只有8.1%,2016年增幅只有4.2%。制造业投资增长呈现出大幅度滑坡的趋势。
  占比第二大的是房地产投资。过去房地产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重达1/4,现在也有1/5。2000年至2013年的14年间,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平均增长24%,2015年增幅只有1%,2016年增幅为6.9%。这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下降幅度十分惊人。过去我国处在房地产供不应求的阶段,因而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而到了2013年,城镇户均住房超过一套之后,房地产从过去的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面临去库存的压力,投资增长大幅度下降。
  在投资中占比很高的还有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重过去是1/5,现在已经上升到1/4左右。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可以提供稳定的投资回报;另一类为没有经济效益,主要表现为社会效益。问题关键在于,在过去的30多年间,我们已基本将那些具有良好经济效益的项目都建设得差不多了。如今剩下的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是以社会效益为主。比如:城市地下管网的建设与改造,农村的道路上下水垃圾处理,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如果有良好的投资回报,可以以民营资本、以社会资本的投资为主。但是当其主要表现为社会效益而没有经济效益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投资。当经济增速大幅度滑坡,中央、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大幅度下降后,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下降则不可避免。
  正是由于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持续下降,所以导致整体投资的增长由过去的20%以上,下降到2016年只有8.1%。需求侧中投资的增长大幅度滑坡。
  在出口增长中,加入WTO的十年,中国出口年平均增长23%。对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增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两年,以人民币计算,中国出口2015年负增长7%,2016年负增长2%。出口的增长大幅度下降。
  再来看消费。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后果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明显下降。收入增长下降导致消费增长也出现逐年回落的趋势。需求侧所发生的变化,大体上可概括为三方面。
  变化一:需求扩张的步伐明显放缓。当需求增长明显放缓之后,与高速增长相适应的供给必然会出现数量上的过剩,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供给侧能够支撑10%以上的经济增长,当需求侧的增长大幅度下降后,必然会在供给侧表现为普遍的、数量的过剩。
  变化二:三大需求的内部结构出现变化。过去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当投资、出口的增长大幅度下降后,这才有了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提高。事实上,消费的增速也是下降的,但相对于投资、相对于出口来说,消费下降的步伐相对缓慢。从供给侧角度讲,当投资和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后,与投资、与出口直接关联的供给必然会面临更大的压力。过去我们说,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如今再观察,更多地则表现为南北差距。南部地区整体情况相对不错,但北方地区经济滑坡的步伐很快。究其原因,北部地区是中国能源、资源产业密集的地区,当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投资、来源于出口时,整体经济增长对能源、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是很高的,能源、资源产业快速发展,会带动这些产业较密集的北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当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大幅度下降后,经济发展对能源、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明显减轻,能源、资源产业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这些产业较密集的北方地区必然会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
  变化三: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过去老百姓吃不饱饭,所以要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以数量扩张为主,来满足市场需求。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百姓的消费特点出现变化。人们现在不仅要吃饱饭,更要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因此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针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重点放在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上,以满足需求。消费的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态势日趋明显。当消费结构快速升级时,我们传统的、低端的供给就很难顺利地实现销售。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减少低端、无效的供给,要增加高端、有效的供给,以适应消费结构所发生的变化。
  实体经济面临困境的两个特殊性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当需求侧发生变化后,要求供给侧马上做出反应、做出调整,来适应需求所发生的变化。那些不能适应需求变化的供给,将会在竞争中被市场淘汰。当需求发生变化后,供给侧必然会做出变革,并通过供给创新,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从而创造出新的需求。因此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短暂的供求失衡是可能的,但如中国今天这样普遍的、严重的、长期的结构性失衡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中国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大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如今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失衡源于我们所面临的增长阶段转换。过去30多年间,我国经济始终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长期以来,企业适应了高速增长的、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宏观经济环境。当然,在高速增长阶段也会出现短暂的经济低迷,但是由于经济低迷是短暂的,企业可以等待、可以观望,很快经济又会重新回到高增长轨道,所以不会对企业发展产生严重的冲击。但是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调整是增长阶段转换,需求侧变化之快、幅度之大,都史无前例。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经济本轮调整仍未完成,经济运行仍然面临下行压力。当需求侧、当企业需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后,要求微观主体能够适应新形势、新环境,这个要求实则过高。在大多数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时,都发生过系统性的危机,原因就在此。一个阶段结束,另一个新阶段来临,整个宏观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后,企业家们很难快速调整,适应这种环境的变化。
  第二,尽管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但直到今天,我国仍然存在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不成熟、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大量的垄断和低效率等问题。实际上,微观主体之所以没有对宏观环境的变化及时地做出反应和调整,在相当程度上源于我国现有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导致我们今天面临如此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如何解决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
  诚然,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调整幅度之大、速度之快,都超出了企业的预期。
  在此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一个着力点应是通过适度扩大总需求,将经济调整的幅度压缩在市场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为实体经济的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基于这一点,我们看到,近年来,一方面国家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强调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适度扩大总需求,营造良好的环境,来为实体经济的调整创造好的条件。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财政政策中强调要“积极、有效”。所谓“有效”是指,要想办法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当中国经济规模大幅度扩张后,仅仅依靠中央、地方政府的投资必然会带来宏观经济政策边际效益递减的后果。光靠政府投资是不够的。如果把政府的资源更多地用于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激发企业活力,让企业家能够扩大投资,能够增加生产,就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货币政策中强调的是“稳健、中性”,这是指,我们一方面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实体经济营造宽松的金融环境,另一方面要遏制资产泡沫,要防范金融风险。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来适度扩大总需求,创造良好的环境,为实体经济的调整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二个着力点是,着力消除体制机制障碍,以促进实体经济的调整,从而让供给和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能够走上再平衡的道路。这也是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所在。在过去的很多年,我们想办法扩张需求,试图让需求重新回到与供给相一致的水平,但这实际上是没有可能性的。比如说我们通过财政的支持,实施家电下乡,对1.6L排量以下的小轿车实行购置税减免,还有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来解决钢铁、水泥、建材的销售问题等,这些都不足以让需求回到与供给相一致的水平。因此今天我们的选择是,要着力通过供给侧的调整,让供给回到与需求相一致的水平。
  那么今后,我们应如何通过改革和创新,来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再平衡呢?
  一方面,需要金融领域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解决大量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通过提供便利的金融条件,促进实体经济的转型;另一方面,必须加大农业、工业、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力度,让实体经济能够重新恢复活力。
  在农业领域,过去我们追求农产品数量的增长来满足市场需求。而现在人们不仅满足于农产品的数量,对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需要通过农业的改革,让农业能够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从改革角度讲,通过加快土地流转,让农业尽快地走上规模化经营的道路。只有走上规模化经营的道路,才能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减少劳动力投入。如此,农业才有可能恢复其竞争能力,也才有可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在工业领域,应改革行政管理制度,减少政府干预。比如,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盲目干预、大量国有经济的存在、方保护主义等。该死的企业死不了,僵尸企业不能退出,从而在行业里很难兼并重组、优胜劣汰。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效率的提高更多来自行业内部。需要通过兼并重组、优胜劣汰,不断地淘汰行业内的低效率企业,从而把生产和市场转向高效率企业,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提高行业集中度、提高行业竞争能力、提高行业的盈利水平。
在服务业领域,应打破垄断,放松政府管制。服务业的很多领域,要么是国有企业垄断经营,要么是政府高度管制的地方。今后需要打破垄断,放松政府管制,降低准入门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提高服务业的效率,让服务业能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