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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2017-05-24 10:48:36   来源:   点击:

  当前,全球经济呈总体加速复苏的态势,以质量、效率、结构优化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性增长启动在即。如何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转型升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由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和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共同决定的。在开放程度较高且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有较强的共性,但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则有其特性,中国劳动力增长情况与其他国家劳动力增长情况的差别尤其显着。依据各国间劳动生产率发展趋势的共性以及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历史数据,来预测中国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趋势。而关于中国未来劳动力变化趋势的预测,则依据联合国发布的中国未来各年的总人口和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值,以及中国历史数据中“就业参与率”与“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这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综合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的预测,推算中国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2016-2020年间为6.36%左右、2021-2025年间为5.57%左右、2026-2030年间为4.86%左右、2031-2035年间为3.97%左右、2036-2040年间为3.28%左右、2041-2045年间为3.29%左右、2046-2050年间为2.85%左右。结果表明,实现“十三五”的增长目标需要做出很大努力。
  二、刺激性投资带来增长低效且不可持续
  中国在2009-2011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超出了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原因是投资快速增加。在这期间,经济增长的效率较低。研究发现,这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速还不到2008年之前平均增速的一半,投资回报率也在不断下降。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的财政刺激性投资。通过财政刺激所进行的投资效率较低,同时占用大量资源,增加了效率相对较高的生产活动所需要的资金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抑制高效率的生产活动,进一步降低总体效率。
  依靠加速投资所带来的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唯有效率的持续改善才能带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果然,在2012年以后,中国的增速就接近甚至低于潜在经济增速。过度的刺激性投资造成投资回报率低而投资成本高,并且债务水平增加很快,还增加了经济中隐含的风险。
  三、降低成本才能增强经济活力
  为了实现“十三五”增长目标,需要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在降成本方面,降低社保缴费率应该是优先考虑的措施。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很高,主要缘于历史遗留的负担。在启动基本养老保险时,没有历史积累,却要负担大量国企的退休职工,所以不得已将缴费率定得较高。国际上养老保险缴费率较高的国家中有很多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比如匈牙利、乌克兰、白俄罗斯等转型国家。
  这样的高缴费率以及利用高缴费率来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筹资,就带来很多问题。一是严重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企业的生产成本很高,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养老保险缴费率太高。二是影响职工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影响消费能力。三是加剧规避缴费的行为。缴费率越高,规避缴费问题越严重。四是存在不公平现象。养老保险缴费是累退的,因为缴费基础有上下限,工资低于下限的职工的实际缴费率高于平均数,工资高于上限的职工实际缴费率却低于平均数。
  既然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来自保障国有企业退休职工退休待遇,而这些职工在退休之前为国有资本的积累做出了很大贡献,就应该用国有资本或国有资本带来的收益来解决他们的退休待遇问题。同时,将部分国有资产划拨给社保基金不会影响相关企业的公有制性质,甚至可以改善企业治理,有利于巩固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了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应该对已退休人员的未来待遇需求进行系统的测算,同时对未退休人员已经缴纳的费用中被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待遇的部分也进行系统测算,这两部分构成历史遗留问题的主要部分。未退休人员已经缴纳的费用应得的投资回报也应该考虑。
  一旦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就可以大幅降低。根据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的数据,福利很好的瑞典的养老保险缴费率也不到18%。降低缴费率对于提高征缴率会有帮助,可以使得实际征缴收入的下降幅度小于缴费率的下降幅度。另外降低缴费率有利于为建立延迟退休机制赢得更大的社会支持。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率以后,可以腾出空间建立养老保险的第二和第三支柱,用三个支柱一起来保障合理的养老金替代率。同时如果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提高投资回报率,就可以在同样的缴费情况下给人们提供更高的退休待遇。基于这些因素,将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率降到20%是完全可行的。这将大大降低企业的成本负担。
  降低社保缴费率后,只需要在过渡期内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果降低后的缴费率符合精算平衡原则,就不会对社保的长期财务可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与此不同的是,中国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等流转税的税率是比较合理的,降低这些税负可能会影响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所以,降低社保缴费率比降低企业的各种税收要更加合理可行。
  降低或取消企业面临的各种收费也是重要手段。有些收费用于支付企业并不需要的服务,或是支付不同收费部门重复的服务,有很大浪费。必须清理企业面临的各项缴费,降低或取消其中不合理的收费。
  四、压缩低效经济活动,利用市场提高效率
  要减弱对低效率生产者的扶持,压缩低效生产。在这方面,化解产能过剩是关键。产能过剩不仅影响同行业高效率企业的正常发展,还占用稀缺资源。化解产能过剩,首先要通过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另外还要释放过剩产能所占用的资源,供高效生产所用。应特别重视释放出的劳动力的有效使用,强化再培训、再就业工作。
  同时,要更加谨慎地选择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确实有需求的公共服务短板应补齐,但不要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的进行投资,因为后者会造成恶性循环:刺激性投资挤出高效投资,降低平均效率,降低增长速度,又带来进一步刺激性投资的需求。即使是对存在短缺的公共服务,也应把握供给节奏,避免因此对某些上游产品产生短期突发需求,诱导新一轮产能过剩。研究表明,过多的政府支出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有负面影响。
  补公共服务短板时,也可更多地利用市场来提高效率。除PPP之外,应允许使用多种方式来利用社会资本提供政府希望提供的服务。比如通过政府补助租金的方式鼓励社会资本提供廉租房。同样,也可通过补助费用的方式来鼓励社会资本提供更多的中低端养老服务等。
  五、应允许农民盘活农村资产
  城镇化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高质量的城镇化也是增加总需求的有效手段。除了要为进城的农民提供和其他城镇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之外,如果农民有更多可支配的收入或财产,农民也会有更强的能力在城里置业,从而解决房地产业库存过多的问题,并且创造更大的装修等方面的需求。同时,如果农民有更多可支配的财产,也可以用来获得更好的保障,比如提高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缴费档次以及购买失业保险等。
  农民在农村的财产主要包括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类似于重庆的地票制度是帮助农民盘活其宅基地的有效手段。如果还能允许农民将其宅基地出售给或将其土地承包权转让给更大范围的人群,也可以增加农民可盘活资产的价值。这个过程中要注意把握节奏和力度,规范配套的中介、法律服务,避免导致农民有限资产的贱卖。
  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允许人口向超大城市之外的大中型城市集聚,以充分利用集聚效应提升效率。中国除了超大城市之外,其他城市的规模还不到充分发挥集聚效应的水平。日本1950-1973年间高速增长的时期也是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早期日本开始实施“国有土地平衡增长政策”,对农村地区提供各种补助,减缓了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随后经济增长速度就下了一个台阶。
  此外,对外开放和研发投入都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面影响。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开放的服务领域较少,比如医疗服务和养老行业等。应在准入和其他相关政策上提供更好的条件,吸引外资在这些领域投资,让相关内资机构可以从外企获得管理经验和人才。中国在促进创新和创业方面已采取了很多措施,希望能持续改善。新三板等市场的发展对于创新和创业至关重要,应持续促进其健康发展。